早陣子有機會先睹為快，在戲院的大銀幕上觀賞《給十九歲的我》。電影記錄了英華女學校因為重建，要從港島半山暫別，搬到草根的深水埗，等待新校舍的建成然後回歸。時任校長石玉如邀請了英華校友張婉婷導演，記下一班千禧年出生、剛入讀中一的女生的故事，以她們的成長為主軸，側寫校舍的變遷。

大概沒有誰能預先知道，這一代青年人所經歷的變遷，遠遠大於校舍的搬遷和重建。

原先設想，這班中一學生能於中六回到半山的校舍，誰知因為工程造價超出預期，校方必須申請追加撥款，程序需時，計劃趕不上變化，中六回歸這一幕就落空了。期間石校長也頂着患病的身軀，在或成或敗的十字路口前，向上帝禱告，立志擺上生命，承擔着整個計劃最關鍵的兩年，令人動容。眼看原先的拍攝計劃出現種種變數，加上日常生活被攝製隊拍攝所帶來的種種不便，同學開始躁動，拍攝的攔阻與難度與日俱增。

上月「突破」也包辦了一場放映會，邀請不少關心香港青少年的同行者同來觀賞，從個人與家庭的故事，到社會的大環境，藉電影記下來的真實生命，一起進入青年人成長的場景。

那天有幸擔任映後座談會的主持，同工也邀請了導演張婉婷、副校長周小鳳和紀錄片主角之一阿佘到場分享，我因此有機會近距離與她們談上幾句。

由於電影放映後戲院需要清場，只有 20 分鐘空檔，沒多少時間可以讓現場觀眾提問。想到當晚在場的觀眾，很多都和「突破」一樣關心青年人的成長，所以我和同工嘗試代入他們的位置，預先撰寫了兩組問題，發給嘉賓們稍作思考。

當個人甚至社會，遇上各樣超出預期的變化，她們是如何跨過這些難關和逆境？她們的心情如何？有什麼信念，有什麼人、事、物，可以支撐她們繼續走下去？而第二組的提問，則關於同行：校長老師她們是怎樣與青年人同行？青年人又期望身邊的人怎樣與她們同行？導演有怎樣的觀察？這些問題，一直縈繞在我們的心頭。

當晚她們的分享，不單真摯感人，更是充滿人生智慧。張導演身經百戰，經驗讓她深信只要堅持走下去，總會看見出路。而周副校長也語重深長地說，「唔好懶醒」—做青年人的同行者必須謙卑，要放下身段，要知道自己對學生的狀況也不完全掌握，不要妄下判斷，更說若非電影記下阿佘一個人在家吃飯的那一幕，她也不會知道同學當時所面對的處境。阿佘提到昔日因種種緣故，許多時上課都提不起勁甚至睡着，雖然坐在第一排，但她衷心感謝許多老師並沒有刻意為難，反而給她空間，讓她休息整頓。小妮子當晚的分享令人眼前一亮，不單一點也不怯場，更道出獲得尊重是如何在青年人的世界中漸被遺忘。

石校長當晚因事未能出席，但也透過文字寫下她的分享，其中提到在同學抗拒繼續被拍攝的時候，導演團隊從拍攝者的身分，轉為與同學一起生活，一起唱 K、做 facial、聆聽她們的苦惱，是這樣的真心誠意，托住她們一起經歷各種風風雨雨。過程中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夢想成真，甚至出現各種與預期不同的變數，然而在這一切過後，在永恆的長河中，她們留下了一個刻印着愛的記號，指引她們繼續向前，也指引我們如何與青年人一起面向明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