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次與來自不同出版社的編輯聚會，談到一間出版社最重要是什麼。

這個問題，按照各人的經驗和視野，以及出版社本身的使命，答案絕對不止一個。當時我沒有多想，就把一直以來的想法說了出來：「我覺得我們做出版，最重要的工作是累積。」

那一刻我腦海閃過的，是前人幾十年來在出版上的努力，既累積了書刊，也累積了人。許多人都知道，「突破」是從一本雜誌開始的，從1973年開始籌備，到1974年1月號的發行，50年來出版的工作從沒間斷。文化視野是我們事工的基因，即使做的是直接的人際工作，我們也特別留意文化土壤對生命成長的影響。

小學時曾在充滿鄉郊特色的村校就讀，其中一課提到大樹的年輪，從橫切面可以看見大樹生長時所遭遇的變遷，有時平順，有時曲折。由於地處鄉郊，周圍都有大樹，下課後我就特別留意那些樹幹被砍下後的樹根，想像大樹所經歷的歲月。

文化的氛圍，很多時也是這樣一點一滴地凝聚的。借來的文化，買入的表演，許多都只是虛火一場。文化要在一個城市落地生根，需要經年累月地耕耘栽種，而出版社往往就扮演着這一個角色，記錄着時代和文化的變與不變；看着書脊上的書名和作者名，就看見年月的印記。

前一陣子，有位大學生要做一份口述歷史的功課，主題是關於基督教出版與社會的變遷，想了解一下《突破雜誌》的歷史。訪談前我略略翻看了一遍，好幾年前由事工研究及發展部義工為我們作電子存檔的《突破雜誌》，除了內容，更特別翻看每一期的版權頁，細看每一個參與出版的同工義工的名字。

早期的《突破雜誌》，主要由同工和義工一起擔負編採與設計的工作，義工組見面頻繁，關係密切。曾看過一份申請加入成為義工編輯的表格，當中的權責要求，比許多聘任合約還要嚴謹。

印在書刊上的名字，有些是完全陌生，有些從其他前輩口中聽聞過，也有些名字是如雷貫耳，在不同行業中都是赫赫有名，沒想到他們都曾經是《突破雜誌》的義工編輯。提到這些，不是為了叨名人的光，而是令我深思，什麼才是我們媒體事工真正的果效？

所謂水滴石穿，持續投身閱讀與創作，首先帶來改變的，是參與的人。幾十年來，這班義工在或長或短的參與中，因着結識了一班有志於文化工作的同伴，一起為文化、為媒體創作廢寢忘餐，為主題的鋪陳爭論得面紅耳赤，這些成長的印記，成為他們繼續投身社會不同領域的原動力，在社羣中不斷發熱發亮。

即使在印刷媒體的全盛時期，一本書、一本雜誌，在香港能賣出過萬冊也不是簡單的事，讀後受感而生命有所改變，更是可遇不可求。而如果只着眼於一本書所能帶來的影響，我們可能錯過了媒體工作在人生命中累積的力量。到了今天，每期《突破書誌》仍然招募青年人來參與編採的實習，同工的初心，跟50年前的前輩並無二致。

今年香港書展，與突破出版社同行多年的阿濃，入選了年度作家之列。除了祝賀，我們更感謝前輩們為青年人筆耕的努力，又感謝許多後起之秀，願意加入為這城市、為這一代人書寫的行列，與我們一起同行，在這出版的年輪上刻下印記，留下你們的心血，為這個時代帶來啟發和祝福。